媒体在城市农民工问题中扮演的角色分析
纵观近几年媒体对于民工问题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就业岗位、薪水、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维权及参政议政几个方面。而在这些方面上，媒体主要扮演一个社会沟通和监督的作用，而这也是媒体的基本功能。对于民工在城市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有进行报道，但就民工问题的核心却很少触及，大多停于表面，缺乏深刻性。
农民工是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的人，他们融入和适应城市生活的道路是曲折和艰难的，在城市里生活，没有改变自己的“贫”和“弱”社会状况，农民工是不被现行制度认可的、“亦工亦农”的、边缘弱势的群体，是城市的“边缘人”。而同时，不可否认他们的边缘性又直接导致了其就业、工资、福利等权益被严重侵害的局面，同时也被强势的传媒排斥和疏离。传媒对农民工的关注和报道，使农夫工获得一些利益表达的空间，为农民工追讨工资、对恶意欠薪的当事人予以曝光的新闻，也构成了强大的话语威慑力，这是传媒的进步。但就总体而言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各种传媒对农民工的报道是浅表性的，没有涉及到农夫工的实质问题，不少报道是模式化的，所描绘的农夫工的形象也是单一、平面和肤浅的。传播者缺少对农夫工应有的同情和人文关怀，有些报道是“零度写作”，缺少对农民工应有的温度。 1、 与民工依旧存在距离
不少农民工在城里做的活脏、重、苦、累、险，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都是人们不愿意“接近”的。而在称呼的选择上大都使用“民工”、“工友”、“打工仔”、“打工妹”之类。农民工的概念在这里不仅意味着职业，更意味着身份。使用这样的概念，就可能隐含着传媒的话语权力和将不同社群“区隔”的意义，使受众在意识上有一种先渗入渗出为主的概念，使得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很好的融入到新城市之中。这使得长久以来，农夫工或者被观作问题群体，或者被看作弱势群体。把其看作问题群体的人们认为他们给城市生活带来环境的破坏、犯罪率的增加以及社会秩序的紊乱。
2007年3月10日的《南方都市报》有一篇题为“为农民工正名”的报道，提议取消“农夫工”这一称谓，改称“外来劳务工”或“新市民”，抑或统一称为“工人”。这些提议折射出社会对于农夫工群体的认识，随着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就整体来看，大部分媒体依旧沿用“农民工”这一概念。
而在民工安全问题上，大部分媒体将其归咎于民工安全意识淡薄，素质不够。可以说，这个判断把其他方面应该担当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安全事故不是单方面的责任，如果更理性或者更感性一点，都不会做出如此的归因。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险可言，农民工受伤死亡，他们的工伤保险权益怎么维护，没有看到相应的报道反映过，在这些方面传媒是“失语”的。
2、 报道不够真实
有一则这样的报道：“一名年轻女子带着两名婴儿席地乞讨，引来众人谴责：‘这么大热天，不把孩子弄病才怪呀？’”咋观这则报道没有是没，但是仔细推敲却会有不妥之处。如果众人谴责，即使表达的意思相同，话语形式无疑是会有区别的。但作者用的是直接引语，表明该陈述的客观性，这样的引语应该是一个人说的，而不是众人所说。因此，这条新闻的导语是经不起推敲的。整篇报道中，更多的是对这母亲的谴责，文章中流露的是不信任和责备，很难捕捉到丝毫的同情之心。有个细节似乎能说明作者的关心，但文中叙述的是“记者提出可以通过救助部门助其返乡”与标题中的“妈妈宁可乞讨不愿接受救助”，并不是一回事，为什么不愿回乡？报道中没有下文，只有责备。
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和对民工人文关怀的缺席在媒体的报道中还是占有相当比例的。
3、 报道不够全面
在对于民工问题的报道中，更多涉及到讨薪、维权等方面，塑造出民工作为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形象。这样的报道虽然不是负面的，但其造成的社会观感却也没有太多正面的效果。
毫无疑问，每一个传播者都在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传播者会根据新闻事件的价值来进行判断。出现在大众传媒上的农民工不少在“出安全事故”，在“滋事犯罪”，在“轻生跳楼”……伴随着农夫工的是“事故”、“伤亡”、“犯罪”和“轻生”。这些是不是事实呢？是。是不是只有这些事实呢？不是。但传媒中随处可见的都是这些“事实”，这是传媒筛选和过滤的结果。
有则报道题为《打工妹考上公费研究生》。“打工妹考上公费研究生”这是一个最精彩、最新鲜、最能体现报道主题的“新闻眼”，开掘得深，可以写成一篇好的新闻。可惜，这篇报道却写成了打工妹帮助意图轻生的失学者的“表扬稿”。不是说助人不应该写，没有新闻价值，但较之于打工妹考上公费研究生的“新闻价值”要小得多。这个打工妹的故事肯定富有“传奇色彩”，其中的学习过程、艰辛和毅力等的书写都能成就一篇好的新闻，也会改变民工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群体的角色。
4、媒体还需努力
就上述分析来看，媒体在执行舆论监督角色时，确实为民工讨薪难的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其造成的社会舆论也对一些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威慑力，这是媒体的进步。但在解决民工问题的本质上，却还有距离。毕竟，通过曝光，只能解决一部分民工的讨薪问题，而让民工问题的以解决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人们了解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弱势群体的社会现象，让他们能在社会上获得平等的地位。
在对民工的报道上，媒体不应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他们进行同情和怜悯，更应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只有这样的媒体，才能让社会客看真实的去认识民工和他们的生活，才能消除隔阂。
